周嘉宁：全部意念集中在写作上，所以好运降临了 | “少年破茧”评委专访
周嘉宁是“少年破茧”创意写作大赛的评委之一。她从小立志从事写作，最终成为了一位专业作家。
我想，无论是父母，还是文学爱好者，都会对一位专职作家的童年过往产生好奇。
在采访的过程中，周嘉宁提到，自己小时候的读书和写作经历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哪怕是在新概念写作大赛中获奖，嘉宁老师也说是“凭运气”。
周嘉宁
周嘉宁，上海人， 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，文学硕士。上海市作家协会2010年度推出的15位签约作家之一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女妖的眼睛》、《陶城里的武士四四》、《夏天在倒塌》、《往南方岁月去》、《天空晴朗晴朗》，短篇小说集《流浪歌手的情人》、《撒谎精的时光宝盒》、《杜撰记》、《最后一次忘记你》、《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》等。
周嘉宁至今还记得高三那年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，拿着封好的初赛参赛作品去邮寄的场景。
“我和妈妈一起出门，准备把参赛的作品邮寄了。我们过了一个马路，快把信封塞进邮筒的时候，我忽然有一种恐慌感，担心会不会有差错，因为邮筒的另一面也是一个洞，我就担心信封从这边塞进去，再从另一面掉出来，还特意跑到对面，反复查看了。”
文章写的是她的小学同桌。同桌在单亲家庭长大的，爸爸很凶，时常对孩子家暴，导致小男孩的性格有着严重的暴力倾向。周嘉宁却是一个乐观的人，从小不爱计较，在相处中，她感受到了同桌善良的一面。后来，同桌因为一起严重的打架斗殴事件，变成了少年犯。在学习氛围严谨的校园里，一个另类小孩的出现，使得她思考起人生的不同可能性。
如果说人生往往被偶然的事件改变，而这偶然之中又隐藏着必然，那么，这篇参赛的文章，也给周嘉宁带来了看似偶然，实则必然的可能性—— 成为一个作家。
读书写作，家人是第一个同伴
从事专业写作多年，今天的周嘉宁回忆往事，坦言小时候不觉得写作文是一件快乐的事。不过，她的作文成绩倒一直不错。她将之归功于自己的爸爸。
小学时期，周嘉宁的爸爸会在周末带她去公园玩，想要通过观察植物、体会四季变化等方式启发孩子的感知力和写作力。对于爸爸的这些做法，周嘉宁有些哭笑不得：“我现在回头想想，他当时可能也是在瞎讲。他其实是一个比较粗枝大叶的人，对于世界万物并没有一个细微的把握，只是在对我重复一些东西。但是小时候的我，真的就去感受这些花草的差异，尝试形容自然万物，虽然未必能够形容得准确。”
△爸爸常带嘉宁去公园。
“我爸很喜欢帮我修改作文，喜欢给我一些指导。他就是那种，会要求我抄写好词好句的家长。比如赵丽宏的散文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有一篇抄写的散文是讲一种水鸟，名字很难写。讲的就是一只生活在水上的鸟，它的形态是什么样的，飞翔的姿势是什么样的，有很多形容词和比喻句。我爸爸很喜欢这些形容词，也会在修改孩子文章的时候，加上这些形容词。”
爸爸年轻时是个文学青年，在女儿的教育上，一直把读书、写作看得很重，也很用心。女儿还没上小学，他就在家中购买了许多童话书，例如卡尔维诺采录选编《意大利童话》。“当时就是在新华书店买的，橘红色封面的上下两册，我爸买回家的场景，我现在还印象很深。”周嘉宁回忆说。
△小时候爸爸给嘉宁买的童话书，她保存至今。
那时候的儿童读物不像今天那么丰富。《意大利童话》、《美国童话》、《格林童话》、《安徒生童话》等书籍，成了周嘉宁主要的启蒙读物。有限的故事，她在小学期间看了无数遍，书页都被翻烂了。这些陪伴童年的书本，她至今在家中保存着，舍不得丢掉。她特别提到，当时自己有很多字不认识，但其实这不影响她理解故事。因为特别渴望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情节，她读起来很快。从小养成的阅读习惯，使得周嘉宁如今拥有了相当快的阅读效率。
长大了，就自己寻找想读的书吧
初中时期，她迷上了香港作家倪匡编写的科幻小说《卫斯理系列》，还有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书。从言情小说，到金庸、古龙等作家的武侠小说，她都看了很多。但是，这些在同学间流传的读物，在家中是不被提倡和允许的。
上世纪90年代，阅读世界名著蔚然成风，在书店可以买到许多世界名著普及本。爸爸为她买来好些名著，本意是想让孩子从中得到熏陶，但女儿却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了无限困惑。
“真的是很多东西看不懂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一代的家长，对小孩在什么年龄看什么书这件事上也不太懂。一个小学生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，就会产生畏惧感，体会不到快乐。我那时候心里充满矛盾，一方面觉得这些书都是经典好书，一方面发现自己不爱看、看不懂，便产生沮丧感，自我怀疑了。”
上了大学，乃至大学毕业之后，再去重读小时候接触的世界名著，她意识到，阅读应当做一些年龄段区分，也需要引导。“我没有孩子，孩子们应该看些什么书，我其实现在也不太知道。如果按照我的阅读经历，为小朋友制定一个相对合适的阅读计划，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也不会强迫孩子去接受我的阅读计划，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，我小学看了超多烂书，并没有对我后来的阅读造成什么负面影响。因此，我觉得孩子不需要完全遵照父母的意愿来选书。”
人都有表达的欲望，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
在采访中，周嘉宁特意问了一个问题：“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有没有自己办的报纸？”她提到在上世纪90年代，有两份中小学生自己办的报纸影响很大，一份是《小主人报》，一份是《我们一百万》。《小主人报》是中国第一张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在成人指导下自己采访、插图、摄影、编辑的报纸，于1983年7月15日在上海创办。《我们一百万》是上海红领巾理事会编辑、少年报社出版的，后来更名为《小伙伴报》，鼓励孩子们动脑、动手、绘画、写作，培养创造能力、增强学习兴趣。
△当时在学生中风行的《小主人报》。
读初中时，周嘉宁每个周末去静安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做义工，帮忙整理书籍。有一次，图书馆的老师问小义工们想不想自己做一份报纸。这个提议使得孩子们很兴奋，立即给自己取了笔名，开始策划报纸。当时电脑还没有普及，所有工作都靠孩子们自己动手在纸上完成。他们去约稿，稿件完成后，就手抄在油印纸上，再拿去复印，做出来的报纸散发着浓烈的油墨味。然而，这份像模像样的报纸做了两三期就停产了。周嘉宁笑着解释：“当时就觉得玩也玩了，孩子也没什么耐力，做完两三期就嫌烦，不愿意再做了。”
同龄人的文章让我知道，自己想过的生活是什么样
《萌芽》为周嘉宁带来了很大改变。高一时，周嘉宁从《萌芽》上读到了殳俏的文章，非常喜欢。后来成为美食作家的殳俏，也比周嘉宁大两岁，当时已是有名的学生作者，后来考入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。周嘉宁非常羡慕她笔下描绘的课余生活。其中最打动她的，便是她有一次写到的关于报考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的经历。
考试的过程，在殳俏笔下就像一场冒险，比如一月份的笔试，题目都很难，面试则更刺激，考生们要单独面对教授团。当时高一的周嘉宁，在读了这篇文章之后，就励志要报考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。
高中写作以议论文为主，她坦言“不太会写”。参加过一些中学生写作比赛，但都没能进入复试。不过，创办于1998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，看来似乎很适合她——和一般的作文比赛不同，参赛作品的自由度很大，也没有字数限制。高二时她第一次参赛，拿了二等奖。高三就拿了一等奖。现在提起往事，她笑着说：“我当时写完就预感自己会得奖。可能因为小的时候，全部意念就集中在这一件事上，所以好运降临了。”
得奖之后，她很快收到了和大学招生办老师见面的通知。时间是工作日，爸妈要上班，没人陪同。她一个人前往指定的酒店，见到了南京大学的三位老师，得知自己拿到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提前招收资格。她不由有些懵，小声地问：南京大学在哪里？
招生老师让她十分钟之内做好决定。于是她跑去室外的公共电话亭，给妈妈打了个电话。妈妈说：哎哟，好远啊，那你自己想想哦。
轻松一点，可以突破规范去做一些事情
多年以后，周嘉宁自己也成为各类写作大赛的评委。她觉得孩子们需要以轻松的心态面对这些大赛，“不要把得奖当成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考核”。
1998年，新概念作文大赛横空出世，评委们的热情和孩子们的热情，都非常高涨。周嘉宁提到：“当年公证处的工作人员，也从青年小伙子变得两鬓发白了。”二十几年过去，再回看当年的教育实验，仍有许多与当下映照的地方。
周嘉宁提到，1990年代，上海的教育氛围非常宽松，提倡减负，学生没有太大的升学压力。从小学开始，她就在实验班体验着快乐教育、素质教育。高三时还会为了听电台广播而逃夜自习课。高三会考前，深夜电台朗读安妮宝贝的作品，她每天听到深夜十二点。之后还要听一档摇滚类音乐节目，直到深夜一点结束。她还会在半夜和好朋友打电话，约好第二天逃课的安排。当时，无论老师还是家长，对待孩子的心态都是比较宽松的。
这种氛围下，老师们也很开心，教学自由度更大。“如果教育不是针对升学和考试，那么老师的课程也会变得更具有个人特点，更适合开展素质教育。”
周嘉宁提到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初中数学老师，这位年轻的老师刚从华师大研究生毕业，像疯子一样大搞改革，自己编教材、出考卷。班上的孩子，每次都考四十多分，一直不及格。这位老师教授了很多数学理论方面的知识，没有拘泥于教学的规范。“结果反而很好，最后高三，回归到正常教材和考卷，我们班的平均分反而超越了其他班级三十分。老师也通过自己的行动，告诉学生，可以突破规范去做一些事情。”